所谓“公地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最大多数人所共享的事物，却只得到最少的照顾。

“先是放开，然后发展，接着乱套，最后消亡。”全国政协委员胡卫3月6日上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分享经济不能放任自流，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否则，就会像很多昙花一现的业态一样，遭遇上述四部曲。

胡卫来自上海。当天下午，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的全体会议上也谈到了分享经济，以及时下流行的共享单车。他说，“共享单车应当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分享经济”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和“十三五”规划建议中首次被提出，随后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被提及。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再提“分享经济”，强调要“支持和引导分享经济发展，提高社会资源利用效率，便利人民群众生活。”

从“我的”变成“我们的”

分享经济是指公众将闲置资源通过社会化平台与他人分享，进而获得收入的经济现象。它的存在契合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方向，体现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形势。

近两年，包括网约车、共享单车、二手物品交易、生活服务方面的分享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席卷全国各大城市。尽管整个行业发展的时间不长，但在短时间内已经快速渗透到了很多行业和细分市场，并以势不可挡之势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等智能终端把“我的”变成“我们的”，以优化配置自己的闲置资源，提高物品的使用率。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2月28日发布的《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4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共有6亿人参与其中。

该报告还指出，随着出行、短租、医疗等领域多点开花，分享经济正在成为最活跃的创新领域。报告预测，未来几年，我国分享经济将保持年均40%左右的高速增长，到2020年分享经济交易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

分享经济的“成长烦恼”

来自河南的快车司机朱师傅最近准备回老家了——今年5月，北京网约车管理细则将正式生效。

“京人京车（北京户籍、北京本地车牌）”的规定，几乎给他在京“开车养家”的想法判了“死刑”。

3月3日，在一档“鼓励网约车，发展新经济”的座谈活动中，全国人大代表陈舒对本报记者表示，网约车是一种分享经济，既然是分享，就应该使资源发挥其最大优化的作用，不能让户籍成为公众进入分享经济的门槛。

不过，这只是分享经济遇到的“成长烦恼”之一，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源从“私有”变成“分享”，分享经济还遭遇到了“公地悲剧”。

不久前，微博圈流传了一篇热文，其微博博主称：一位自称是戏剧学院拍毕业作品的学生，通过Airbnb租用了自己的房屋，但租用后使房屋变得“面目全非”，甚至擅自进入卧室并破坏了房屋。该话题引发了网友对于“分享资源”应该如何保护的论战。

除此以外，分享经济遭遇“公地悲剧”的情况在其他领域也频频上演，比如多次发生安全事件的网约车；媒体报道的福建莆田共享单车丢失事件、成都三圣乡人为烧毁单车事件；各大城市随处可以见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现象。这些都引发了社会和公众对于分享经济规则制度、商业模式、参与者素质等问题的反思。

今年两会，农工党以集体提案形式提交了《关于发展我国共享经济的建议》的提案。提案中指出，“目前除网络在线教育平台盈利外，大多数共享经济平台仍处于烧钱亏损阶段，一些在国外发展很快的住房、衣物、医疗、人力资源等共享经济在中国发展困难，建议必须制定和完善与共享经济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

健康发展亟须行业规范和标准指引

分享经济不能只享“甜头”，而不分“苦头”。参与者的权责相等才能让分享经济更好地发展。

农工党的提案指出，“由于我国缺乏与消费行为挂钩的信用体系、与共享经济挂钩的法律体系，我国共享经济发展一开始就遇到诸多的障碍”。

“就像硬币的两面，分享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治理机制不健全带来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王茜认为，治理分享经济乱象，一要保护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两方参与者的权益；二要对平台进行有效监管。

“凭借大数据、人工智能，通过各种社会资源的匹配，来加强多方位监管，真正通过市场的正激励机制来满足消费者所需要的安全度、公信力，以此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对于分享经济所遇到的监管难题，陈舒认为可以充分发挥平台大数据的作用，通过市场这只手来进行社会化监管。

分享经济的实质是有形和无形闲置资源的有偿交易，涉及到交易许可、税收缴纳、质量监管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大都触及现行的法制体系或政策规定。

“分享经济互联网平台准入机制远低于传统行业，分享经济从业者无需获取各类政府、法律规定的许可证，更多是通过在线注册的方式，平台无法保证从业者的从业资质、资格等。”王茜表示，应该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政策，通过行业的规范和标准的指引，为分享经济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