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在一场两会代表委员的座谈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谭志娟从背包里掏出了一棵大白菜。

无独有偶，同场就坐的另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刘嘉坤，也拿出了从不离身的金银花。

两位从农业、农村走出来的全国人大代表，都热衷于在各种场合推荐“自家”的优质产品，讲述生态、有机的“特别之处”。

众所周知，作为农业大国，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有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还有着3万多种的高等植物。然而，生活在这个国度的百姓，却因为拥有一棵无农残的白菜和一株干净的金银花而庆幸。这种强烈的对比和反差，揭开的是我国农业低端供给的“伤疤”。

2月5日，改革开放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19份中央一号文件由新华社受权发布，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方向。文件提出，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

来自四川省凉山州的全国政协委员阿什老轨对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是：“好的东西多起来”，推动农业由数量增长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转变。

“耕地质量退化是潜在隐患”

让“好的东西多起来”，首先离不开肥沃土地的滋养。我国以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在粮食生产过程中，在不断向土地要产量的同时，我国耕地质量严重退化。

“时常有人问我，粮食单产比上世纪80年代提高了很多，怎么能说土壤肥力下降了呢？”谭志娟向记者提供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粮食单产比1982年增加了3.2倍，化肥增加了5倍，农药用量增加了17倍。“大部分耕地30多年来从未施用过农家肥，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卫生田’。”

“如果将除草剂列为农药，全国18亿亩（1.2亿公顷）农田不用除草剂处理杂草的土地，估计连1‰都不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向中国质量报记者透露，“当前，各种作物、蔬菜、果树、茶叶几乎都离不开农药，实际上是陷入了农药误区。”

这些年来，我国农业生产一直坚持高投入高产出模式，耕地长期高强度、超负荷利用，耕地质量呈现出“三大”“三低”态势——“中低产田比例大、耕地质量退化面积大、污染耕地面积大；有机质含量低、补充耕地等级低、基础地力低。”

谭志娟拿耕地数量和质量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耕地数量的减少是“断指、断臂”的硬伤，容易引起公众的重视；那么，耕地质量退化是潜在的隐患、是内伤，其后果更严重，治疗起来花钱也更多。

去年农业部发布的《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显示，我国耕地面积中有5.10亿亩（0.333亿公顷），耕地基础地力相对较差，生产障碍因素突出，短时间内较难得到根本改善，应持续开展农田基础设施和耕地内在质量建设。

李克强总理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实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一以贯之地要求加大对耕地的保护力度。

由此可见，改善耕地质量，注重“大地母亲”的身体状况仍然任重道远。

“不是产量过剩而是低品质比重太大”

今年两会，九三学社以界别提案的形式，提交了《关于发挥市场作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建议》。

提案指出，九三学社在调研中发现，在当前粮食库存高企、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倒挂，新粮难储、陈粮难出等背景下，一些地方片面认为产量高、库存多就是粮食生产过剩了，纷纷把压缩粮食种植面积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措施。

“这种做法看似合情合理，但没有准确理解粮食呈现结构性过剩的实质，如适宜生产面包等深加工优质粮食总体不足，需要大量进口。”提案写道，数据显示，当前我国优质强筋小麦需求量在650万～800万吨，而国产总量仅350万～450万吨，每年需进口300万吨以上。因此，当前实际情况不是粮食多了，而是低品质粮食比重太大。

全国人大代表、今麦郎面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范现国在谈到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表示，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种植应该更精准，进一步提升农产品质量，提升农业产业链价值，让更多优质农产品上餐桌。

耕地之上，高品质产品的产出问题还发生在中药材种植领域。全国政协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旭东对中国质量报记者表示：“如果不改变供给形式，中医将亡于中药。”

“如果以欧盟的农药最大残留标准来进行对比的话，部分样品农药残留超标比较严重。”刘嘉坤跟王旭东有着同样的担忧，他告诉记者，目前在国内，中药材种植环节普遍使用化肥、农药甚至除草剂，中药材中有害物质残留超标、质量和药效下降。“即使医术高超的老中医，也因中药材质量的下降而束手无策。中药材生产的技术和质量已经影响到了中医药的生死存亡。”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发挥“质量的力量”

在耕地质量退化、低品质产出过剩的情况下，农业如何从供给端发力呢？

全国政协委员冯平对记者表示，在整个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先进的农业技术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过去我们的农业技术主要注重粮食数量的增长，今后要数量、质量和效益并重，要围绕整个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进行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

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与几年前冯平在海南的一次调研有关。“当地一个农技站的站长跟我说，除了农业技术的推广，他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化肥农药的推销，而且这项工作还与收入挂钩。”冯平说，如果没有办法让两者脱钩，农技站只能给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帮倒忙”。

“让好东西卖个好价钱。”阿什老轨认为特色农产品在供给端有巨大的潜力可挖，“切实加强标准化建设，实行从产地到市场准入质量安全全程标准化控制，稳定农产品内在质量，构建品牌营销体系，创建一批民族特色农产品品牌，把民族特色农产品打造成金字招牌。”

“大米库存严重，但五常大米却供不应求；柑橘销路不畅，但赣南脐橙却从不愁销。”全国政协委员刘平均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是优质高效的供给，过去我们主要靠投资、消费、出口来拉动经济，但现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供应高效和优质产品，将市场的需求作为努力的方向。

“我国有2000多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其中95%以上都是农副产品。这些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中很受欢迎，是我国农业走出去的拳头产品。”在刘平均看来，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农副产品区域品牌化，都是提升农业供给质量的宝贵经验。

刘平均说，过去农业强调提高产量，现在应该把质量放在最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