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走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制造”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新兴经济体承接转移,国内出现少量资本“抽逃”实体经济迹象——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后危机时代,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如何直面压力、突出重围、再造新比较优势?
在4月2日由博鳌亚洲论坛和瞭望周刊社共同主办的博鳌制造业圆桌会议上,来自美、德、法、日、韩和中国的制造业巨头,共同为中国和亚洲制造业的发展路径问诊把脉。
应对欧美再工业化
“中国制造”转型提速
与会的美国通用电气集团负责人坦言,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看到经济虚拟化使失业率高、消费信心不足。必须从去工业化转向再工业化转变,重振制造业,把就业岗位带回美国。
31年来首次出现年度贸易逆差的日本,也出台激励措施,避免产业空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
“只有重塑实体经济,发展才有基石,这只是一个方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总经理林左鸣说,欧美再工业化的更大目的是,立足后危机时代,抢占全球产业科技的制高点,掌握高端制造业的领导权。
“这将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形成围堵之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说,欧美等国将借再工业化重新搭起贸易壁垒,并且通过碳税、劳工标准、社会责任等规则,重夺国际产业竞争主导权。
但挑战总是与机遇并存。与会嘉宾认为,西方再工业化会对中国制造业形成倒逼机制,将有利于促进中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出口和投资型的发展模式,转而发掘内生动力,向内需要发展是“中国制造”拥有的最大机遇之一。
另一个应变之策是借机加快海外并购步伐,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抢夺制高点。对此,美银美林中国区主席刘二飞说,过去五年,中国的海外并购投资额超过2300亿美元。“现在的海外市场是买方市场,预期中国的海外投资趋势将会提速。”
应对新兴国家同质竞争
重构新比较优势
“前有发达国家抢占高端制造业,后有新兴国家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迟福林说,“中国制造”长期依赖的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
论坛提供的数据显示,以制造业人员平均工资为例,目前越南大约是每月1000元人民币,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国东部沿海已经达到2500元至3000元。
一个典型案例是,中国一度是耐克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生产了40%的耐克鞋,但目前越南超过中国成为耐克最大生产基地。
与会嘉宾认为,传统比较优势难以为继,如何在新一轮国际科技产业竞争中赢得主动,已成为“中国制造”必须解决的新课题。
“构建新比较优势,首先要提升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格力电器公司总裁董明珠说。而林左鸣用苹果产品的例子指出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培育两个核心要素,一是拥有核心技术,二是注意不可复制性的建立。
另外,政府和企业要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培育“中国制造”基于人力资本的新优势。
应对国内双重挑战
向改革要新空间
除了国外前堵后追,中国制造业还面临来自内部的双重挑战:一个是国内部分高端制造业转向海外;另一个是一些民间资本出现逃离实体经济现象。
对此,一些论坛嘉宾担心国内高端制造业会呈现加速外流趋势。
但三一重工负责人发言认为,中国大型企业转向海外,可以通过本土化规避国外贸易壁垒,抢滩海外市场。
与会嘉宾表示,总体上看,国内部分高端制造业外流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当然,如果中国改革停滞,则可能导致高端制造业一边倒被发达国家收入囊中。
董明珠认为,民营制造企业的发展环境仍有待优化,在资金、政策、创新体制等制度层面上,政府应为民营制造业在本土生根发芽松绑和输血。
因为发展环境存在问题,近年来国内一些地方出现了“虚拟经济火暴、实体经济弱化”的局面,值得警惕。
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新兴经济体承接转移,国内出现少量资本“抽逃”实体经济迹象——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后危机时代,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如何直面压力、突出重围、再造新比较优势?
在4月2日由博鳌亚洲论坛和瞭望周刊社共同主办的博鳌制造业圆桌会议上,来自美、德、法、日、韩和中国的制造业巨头,共同为中国和亚洲制造业的发展路径问诊把脉。
应对欧美再工业化
“中国制造”转型提速
与会的美国通用电气集团负责人坦言,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美国看到经济虚拟化使失业率高、消费信心不足。必须从去工业化转向再工业化转变,重振制造业,把就业岗位带回美国。
31年来首次出现年度贸易逆差的日本,也出台激励措施,避免产业空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
“只有重塑实体经济,发展才有基石,这只是一个方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总经理林左鸣说,欧美再工业化的更大目的是,立足后危机时代,抢占全球产业科技的制高点,掌握高端制造业的领导权。
“这将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形成围堵之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说,欧美等国将借再工业化重新搭起贸易壁垒,并且通过碳税、劳工标准、社会责任等规则,重夺国际产业竞争主导权。
但挑战总是与机遇并存。与会嘉宾认为,西方再工业化会对中国制造业形成倒逼机制,将有利于促进中国转变发展方式。调整出口和投资型的发展模式,转而发掘内生动力,向内需要发展是“中国制造”拥有的最大机遇之一。
另一个应变之策是借机加快海外并购步伐,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抢夺制高点。对此,美银美林中国区主席刘二飞说,过去五年,中国的海外并购投资额超过2300亿美元。“现在的海外市场是买方市场,预期中国的海外投资趋势将会提速。”
应对新兴国家同质竞争
重构新比较优势
“前有发达国家抢占高端制造业,后有新兴国家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迟福林说,“中国制造”长期依赖的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步削弱,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
论坛提供的数据显示,以制造业人员平均工资为例,目前越南大约是每月1000元人民币,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国东部沿海已经达到2500元至3000元。
一个典型案例是,中国一度是耐克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生产了40%的耐克鞋,但目前越南超过中国成为耐克最大生产基地。
与会嘉宾认为,传统比较优势难以为继,如何在新一轮国际科技产业竞争中赢得主动,已成为“中国制造”必须解决的新课题。
“构建新比较优势,首先要提升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格力电器公司总裁董明珠说。而林左鸣用苹果产品的例子指出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方向:培育两个核心要素,一是拥有核心技术,二是注意不可复制性的建立。
另外,政府和企业要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培育“中国制造”基于人力资本的新优势。
应对国内双重挑战
向改革要新空间
除了国外前堵后追,中国制造业还面临来自内部的双重挑战:一个是国内部分高端制造业转向海外;另一个是一些民间资本出现逃离实体经济现象。
对此,一些论坛嘉宾担心国内高端制造业会呈现加速外流趋势。
但三一重工负责人发言认为,中国大型企业转向海外,可以通过本土化规避国外贸易壁垒,抢滩海外市场。
与会嘉宾表示,总体上看,国内部分高端制造业外流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当然,如果中国改革停滞,则可能导致高端制造业一边倒被发达国家收入囊中。
董明珠认为,民营制造企业的发展环境仍有待优化,在资金、政策、创新体制等制度层面上,政府应为民营制造业在本土生根发芽松绑和输血。
因为发展环境存在问题,近年来国内一些地方出现了“虚拟经济火暴、实体经济弱化”的局面,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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