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谣需智者更需制度

6月初，江苏苏州有网民发布在某蛋糕店购买的手撕蛋糕中发现“棉花”的视频；6月11日，山东聊城一名女子在其朋友圈发布“棉花肉松”视频；7月9日，一条“常德市金萝莎肉松蛋糕的肉松是由棉花做的”视频在微信朋友圈传播。自2017年“棉花肉松”事件以来，旧谣又开始新传，引发广泛关注。

去年“棉花肉松”谣言出来之后，已经有专家辟谣，称肉松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而棉花的主要成分是纤维素。用棉花造假肉松，不仅造假成本高，造假效果也难以达到，是根本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技术含量并不高也不具有太多迷惑性的谣言。事实上，类似“塑料袋紫菜”“塑料大米”“人造鸡蛋”等谣言，也属于这种很容易被识破的低技术含量的谣言。但问题是，如此不堪一驳的谣言竟有许多人相信，还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上一惊一乍地传，原因何在？谣言的生命力为何如此之强？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谣言的产生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为什么关于安全方面特别是食品安全方面的谣言最多（根据去年新华网的数据，食品安全谣言在整个网络谣言中的占比高达45%）？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生命个体而言，没有什么是比安全更重要的事了。强关注度之下，人会启动趋利避害的选择机制。如果相关信息足够多也足够清晰，可以得出有利的结果，当然会作出积极的行动；而如果信息不充分且十分杂乱，人无法凭自己的知识明晰事件真相，那么他以感性做出的第一选择就是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种非理性的心态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中从不缺市场，就是因为这是人的选择本能，尤其当相信谣言的成本比不信的（可能）后果小得多的时候，人总是倾向于选择前者。

新京报曾做过一项关于谣言的产生及传播问题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上述结论：有41.1%的受访者坦承自己不能分辨网络谣言。而对于网络谣言何以产生，受访者认为主要有3个原因：信息公开不充分（40.7%），传播谣言违法成本低（28.1%），造谣者能获得利益（21.5%）。显然，民众缺乏分辨能力，而且又无法便捷获得相关权威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选择“信其有”。而这一点很容易被一些目的不纯的人所利用，他们抓住民众容易“轻信”的弱点，再借助便捷的网络传播工具，多用“紧急”“震惊”“有毒”等具有冲击力的词语，一条谣言就可以轻松出炉，还能一炒再炒、一传再传。

民间有这样一个说法：谣言距离真相往往只有1米远。意思是说，谣言很可能与真相紧邻。然而，在这紧邻的短短“1米”之距内，却似乎总是矗立着一堵难以逾越的无形高墙。这堵高墙，就是因信息不畅而垒砌。古语谓“谣言止于智者”。智者之智，其实就在于其掌握了足够的可以辨别真伪的信息。如果信息缺失，则难有智者，谣言亦难止。我们看到，每当谣言出现，官方权威信息往往总是滞后一段时间才能发出来。这段滞后时间，正给了谣言迅猛传播的机会，让它们很快就能完成垒起高墙阻挡真相的工作。显然，要想人们不信谣不传谣，都成为智者，就必须让科学、准确、权威的信息跑在谣言前头，打通阻塞，铺开道路。

当然，权威信息由谁说、怎样说的问题也很重要。专家指出，公众在食品安全方面表现非理性，听谣言而恐慌，是有一定现实原因的：一是经历过太多食品安全事件形成受伤的记忆，神经变得敏感；二是在一些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个别企业说假话、个别专家说偏话、个别部门不说话”，这种情况已透支了公众的信任。因此，食品企业、行业专家、监管部门均要汲取以往教训，遇事一定要尽快站出来，从自身责任出发把事情真相说清楚，给公众一个负责的交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止谣。

跑赢谣言只是胜利的第一步，而要从根本上消灭谣言，不能仅靠智者，还得靠更具长远意义的制度。一方面，科普要常态化、制度化，要通过各种可利用的媒介渠道传播科学权威的声音，减少公众误解，重建公众对市场安全的信心。特别是政府部门要努力增加工作透明度，主动公布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另一方面，要从法律政策上健全机制，让造谣者受到惩戒，增加其违法成本。当然，基于谣言的危害具有社会性，治谣也要社会多元主体共治，要让政府部门、专业机构、相关企业、新闻媒体和公众形成合力，共同织密识谣、破谣、治谣的免疫网。